看过那么多传记，第一次有人为传记写传！

摩西出埃及、吉尔伽美什、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无论中外，人物传记最早的起源都是一些非凡人物的故事。它们充满了教育意义，却并未遵循我们通俗意义上传记的结构。

此后，在古典时代出现的古典传记的主要事件则是战争、征服、在政府和辩论中获胜、统治民众、表露智慧、重要的行为和语录。这些传记的撰写都有道德目的，但也是为娱乐读者。

紧接着诞生的圣徒传记是“自古典时代晚期到中世纪末期欧洲最主要的文类之一”。它跨越的时间极其漫长，从僧侣所写并为僧侣所作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文本，到13世纪至15世纪期间的各国语言版本。

15世纪以后，圣徒传记地位衰落，但它并未消失。最著名的圣人传被反复重写，其间还会收集新的传闻。就拿下面的圣凯瑟琳来说吧：

总而言之，圣人生平有着多重目的。它们促进了偶像崇拜、神龛的建造和纪念物的出售。它们鼓励虔诚和灵性，并通过各国语言的版本建立了普通民众和教会之间的联结。

到了16和17世纪，人们开始对个人主义感兴趣，榜样传记也逐渐成为典型叙事。

其实，无论是古典时期的伟人生平还是中世纪的圣人传记，所呈现的都不是简单扁平的榜样典型。它们也力图通过夸张的恶行范例和失当范本对普通人进行道德教育，伴之以可怕的警示。

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更加“私密的”生平故事开始出现，自我和个人自主性的观念得到了远胜于以往的关注。然而很长时间以来，女性不是传记作者们主要关注的对象。

17世纪末、18世纪初，很多女性作家写出了不少文学作品，然而女人的回忆录或“语录”却无人收集。相反，一些贵族夫人还热衷于为丈夫写传记，把他们的美德捧上天。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为同是小说家的夏洛蒂·勃朗特所写的传记则是一个温柔而动人的故事。

盖斯凯尔的崇拜者们很喜欢这部传记那种小说家的感同身受和慷慨宽容。有的崇拜者称之为一种新型传记，是“为每一个从世人的视线中消失的女人”所作的辩解。还有人认为它是“一个女人为另一个女人所写的最伟大的传记”。

20世纪被称为传记写作的“黄金时代”。尽管有的名人，比如弗洛伊德，并不看好这一文类，但在这个时期，他对传记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后弗洛伊德时代，就连不相信精神分析的人，也深感有必要陈述其传主的性爱、疾病、梦境和婴儿期。

而对那些遗臭万年的公众人物进行精神分析，诸如将希特勒写成童年创伤的产物等等，也十分流行。

弗洛伊德自1890年代开始发表他关于癔症与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并定义了精神分析的做法，同时在病例中予以陈述。

这与某些传记的过程十分相似：追寻线索，建立行为模式，通过关注重要细节解读整体性格，确定哪些是相关的，在童年经历中寻找成年行为的隐秘原因。

弗洛伊德把这个过程比作考古发掘，这个隐喻对分析和传记都适用。

在“心理传记”的第一例《达·芬奇的童年回忆》中，弗洛伊德把达·芬奇的生平和作品解读为一个精神病和同性恋的故事，病因是他童年时对母亲的爱受到了压抑。那种性压抑的一部分被升华为“对知识的渴望”——如此既能解释达·芬奇的古怪，又能解释他的天才。

从1920年代到1960年代，心理传记一直是一个繁荣发展的文类。各种作家、政治家、世界领袖、作曲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心理学家都被放上了诊察台。这当然引起了反对的声音。

为什么对一个伟人之病态的探索会令人厌恶？

在弗洛伊德看来：

关于人物传记，埃尔米奥娜·李在这本小书中讲述的远不止这些。

奥斯卡·王尔德为什么公开声称“写传记的永远是犹大”？

伍尔夫对传记写作和对小说同样感兴趣，而肖斯塔科维奇的人生却是传记作家们面对的巨大难题。

的确，由于种种原因，“恐传症”曾经弥漫西方。正如《传记》的序言作者赵白生教授所说：

然而埃尔米奥娜·李在这本小书最后写下的论断却给我们打下一针强心剂：

这部关于传记的通识读本，按照传记史的内在逻辑分主题勾勒，有史有论。在赵白生教授看来：“如此有层次感的通识书，自然让人像看了一部传记大片，余韵悠长，回味无穷。但最关键者，无论是清单式罗列、过渡性专题，还是里程碑研究，串起这些组合拳的是作者的史识——掷地有声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