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读古诗？这是我听过最好的答案

张大千绘制的浅水轻帆图

陈丹青说：“一个人物，一件作品，如果缺乏上下文，缺乏它周围的对照和前后的脉络，我们就会产生认知上的迷失。”那么如何去还原一个历史上真实的诗人形象呢？张炜给出了他的“生命诗学”的概念，在他看来，首先要从诗的文本出发去全面理解一个诗人，而不应以诗人的经历、际遇为出发点，去反向印证他的作品。艾略特曾经有一句名言，即：读一个人的作品一定要尽量避免先去了解他的生平。而我们的相关研究者常常会犯颠倒的错误，把这种复杂的相互关联过于简单化了。

在《唐代五诗人》中，诗佛王维为何会从研习半生的儒学转变到佛学，在入世与出世之间，他如何应对内心的困厄，写下属于自己的诗篇？从卑贱布衣到朝野重臣，韩愈如何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弱小变得强大，发出自己的声音，找到他的响应者？白居易的人生是否真如他所说的“知足保和”那样淡然超群，在险恶的世道里诗人如何作为？豪门子弟杜牧少年早慧，为何他的诗歌不像他所崇拜的杜甫那样沉郁顿挫，而是充满意气与率真？多情缠绵的李商隐写下大量关于爱情的诗句，但他的人生是否真如他的诗那样唯美深情？恰恰是他们的作品，既应和了五位诗人的生命际遇，又呈现了他们的价值取向，真正的诗学即是这样一种生命的对接。

《唐代五诗人》张炜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对于自己最喜欢的两位诗人陶渊明和苏东坡，张炜也坦言他们是被符号化和概念化尤其严重的诗人，前者几乎已经成为恬淡、归隐、田园之乐的代言人。实际上研究陶渊明的所有作品，还有关于他的真实生活的记录就会发现，他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不得已，不得不那样生活，大量时间是委屈的、不平的，而不得不用那种方式宽慰自己，化解困难。“当你更多看到他的不平、愤怒和不安的时候，才理解了陶渊明。”后者，人们更多谈到他爱吃、爱玩，有许多的兴趣，对苦难毫不在乎，宽容并大度。而实际上苏东坡无比痛苦，他过得非常坎坷。张炜表示，有时我们很愿意把个人的生活理想强加给主人公，实际上在寄托的过程中，重新虚构和塑造了一个古人。

再回到如何还原一个古代诗人的命题。在张炜看来，恐怕就连林语堂这样的大家，在书写苏东坡时，也无非是借古言今，浇胸中块垒，把他理想化、小说化了。而苏东坡谈及他的先人陶渊明时，也一样把他理想化了，他的每一首诗都在与陶渊明唱和，表达他的仰慕之情，或许这才是今天每一位古代诗歌研究者需要还原的真实。我们也许永远无法还原历史星河中那些伟大诗人的真实，却能以文字交游，应用与古人无限靠近的感思去复原与缅怀。

你知道白居易的弟弟是谁吗？这是知乎上十分诡异的一个年度问答，在《从唐诗走进历史》这本书中，居然找到了确切答案：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盛行，以此为基础，“传奇”在唐朝兴起，唐传奇繁荣时期的代表作《李娃传》就是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唯一传世的长篇名作。

如书名所言，《从唐诗走进历史》中出现的绝大多数唐诗，都有如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中那48首那般耳熟能详，不过，作为中国古代历史研究者的作者宁欣，想要赋予的诗外之意并非文本本身，而是其中承载的历史事件与掌故——二十九首诗、二十九讲，从科举制的前世今生、官员的流品待遇，到长安的都城格局、交通运输管理，再到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佛教的发展……唐朝由盛到衰二百八十九年中的种种琐碎历史细节，都缘起于当时的大众文学唐诗。

《从唐诗走进历史》 宁欣著 

新星出版社

援诗入史，诗史互见、互鉴，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开辟的研究途径，它也成为研究历史、利用史料的重要方法。就像文学作品不能抛开其创作的时代背景一样，历史研究也不能不关注那一时代的文学。我们熟悉的初唐四杰，山水田园派、边塞派、浪漫派、社会派，仅仅只是最璀璨的那些明星，清朝学者彭定求编纂共计900卷的《全唐诗》，收诗歌49403首，残句1555条，作者2873人。不仅仅只有达官贵人可以写诗，身处不同阶段、不同阶级的人留下的诗句，正是时代的记录。无怪乎有人说，一部《全唐诗》，大半部唐朝兴衰史。

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李白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看似平淡的寄语，是李白闻知好友、时年51岁的王昌龄自江宁丞贬为龙标尉时所作。愁心、明月、清风，似乎是抒情诗常用的词语，却寄托着当年流散四方的士子间的深情与怀念，而我们亦追随诗人游历的脚步，进入到了频繁游历于道路山水的诗人情境——

历史中的李白、杜甫、高适等人，果然如《长安三万里》中所描述的，都有着丰富的游历经历。这先要归于当年水陆交通的便利，为诗人、文人的游历提供了条件。从唐诗延伸到史料典籍——一部论述典章制度沿革的书《通典》中记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陆路交通的便利，意思即是：东南西北皆交通便利，店铺夹路，食宿不用担心，而且不管是商人还是普通旅客，旅途当中都十分安全，可以不持寸刃。这还只是陆路，水路则更加四通八达，有诗为证“千里江陵一日还”。

而科考激烈的竞争、一种类似今天公务员考试的“诠选制”的兴起以及官员的升迁与贬谪，也都使得士子文人们四处奔波，行在路上的诗人虽境遇迥异，但贬斥远州荒地，身处逆境和困境，无疑使有贬谪经历的王昌龄、李白、杜甫、刘禹锡、白居易等著名诗人的诗作内蕴更丰富、情感更悠长。这些流散四方的士子间的迎送往来，也在无形中丰富了诗歌的内容。

“你要看长安，就不能只看长安。要看乌衣巷口日暮时分的孤燕，飞入哪户人家，这是一切的开端；要看打马遍游长安花的少年郎，看座下泪湿青衫的司马官；要看上元节灯火阑珊时，蓦然回首处；要看一条运河流经南北，两地飞鸽不疑巨变，看杏花飞雨江南春早，铁马踏风玉门关远，……”新星出版社为《从唐诗走进历史》所作的文案，连接诗与城，印证曾经的唐诗风尚，然而今天人们尚未了然这份遗产的真正价值。理想、壮志、豪情在长安的繁华之中亦真亦幻，纯真、炙热、自在被历史的年轮碾压零落，诗意之外人们又当如何品鉴。

另一部以诗入史的新书来自公孙策的《唐诗风云》，相对于宁欣笔下的唐代世情更趋近于唐代的政史。诗人被置于风起云涌的大唐政坛之中，不得不周旋于军阀、权臣、朋党、宦官之间，他们写下诗篇，也记录下大唐历史的多重面向——

《唐诗风云》公孙策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白的才华、豪迈与天真，遭遇李璘“三分天下”的荒诞野心；杜甫沉郁顿挫的“诗史”，与唐朝大张旗鼓的军事扩张形成鲜明对照；杜牧写下风流诗篇，靠政治与军事才能勉强立足；元稹和白居易真挚唱和，他们的友谊也经受了党争乱局的考验……千古诗篇，又有哪一首不是时代之诗呢。

上溯到东汉，《古诗十九首》背后的东汉文人故事同样是时代的反照。胡大雷在《岁月忽已晚：古诗十九首里的东汉世情》中再现诗人的情感生活。远游、求学、入仕、交游，两千多年前古人的一生不过如此，而他们生命意识的觉醒与对人生来路与归途的反思，远比今人隽永深刻。

古诗十九首字字惜金，没有人能抵得过它的深情款款，意味深长，没有比“思君令人老”更刻骨铭心的思念，没有比“涉江采芙蓉”更浪漫的姿态，也没有比“努力加餐饭”更鼓舞人心的激励。它亦道出了今天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郁闷、困惑、挣扎、期待、憧憬、坚持……品读古诗，寻找熟悉的人生经历，观照现实中的自己，这应当是这本书想要呈现的主题吧。

诗歌虽然不能穷尽历史，却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生动，以及古人与今人的精神连接。

今年3月份，“红学泰斗”周汝昌的经典力作《千秋一寸心：周汝昌讲唐诗宋词》由作家出版社再版。再版的缘由想来十分简单，可概括为八个字——“引人入胜”“渐入佳境”。与诗与城、诗与史的述说不同，这是一本纯粹的古典诗词入门书，书中不乏妇孺皆知的千秋名篇，也有稍显冷僻的沧海遗珠，60篇诗词作品带你迈过古诗词的阅读门槛，从岳飞的《满江红》到李清照的《如梦令》，从杜牧的《清明》到苏轼的《浣溪沙》，一点一滴，一字一句，不为别的，只关乎审美。诗词中的美，词人的慧心，跃然纸上。想要入门古诗词，自然就需古典文学名家的陪伴。

《千秋一寸心：周汝昌讲唐诗宋词》 周汝昌著 

作家出版社

提到诗词，立刻就会是教科书上的联想，一篇篇必背诗篇，“借景抒情”“寓情于景”等诗词鉴赏的固定搭配，而周汝昌却是用“心”带读者跳出教科书的条条框框，正如先生在书中所言，“这不是‘文学史’，不必向这本书里寻找‘系统’、‘全面’、‘平衡’等等‘常识性’的知识。”“全是以诗心与诗心相触磕的活的赏会”。比如他评价陆游名篇《钗头凤》：“过片‘旧’‘瘦’‘透’三韵，在他人他篇或可过得去，在此词中，未免减色——虽不敢说是败笔，也到底犯了平直浅露之病；尤其是‘红湿鲛绡’等字，够不上真的文采，反成涂饰——外加的浮字眼破坏了内心的深感情——此即放翁之常病，而有些人却以为这方是‘妙笔’。”面对如此名篇，没有惯常评述者的千篇一律，客观公允，可见一斑。